我以前从来都不觉得香港的大学有多好。你看那些学生，毕业典礼总是人人手抱一只毛毛熊，不说还以为是幼稚园结业呢。至于老师，不是不好，只不过研究多用英文出版，而且以论文为主，书店很难见得着，不像大陆学者，著作等身的人多得是，看他们的作品一字排开摆在书店，威风得不得了。校园气氛就更不要提了，许多大牌学人来演讲，也都只有小猫几只去捧场；学术沙龙？那是什么东西呀？没听过！
     直到近几年在大陆跑多了，见过不少名牌学府的另一面，听过不少著名“大师”的笑话，了解到整个高等教育界的运作方式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香港的大学也不算太差。
      你看，英国《泰晤士报》公布全球大学排行榜，香港有3家进了前50呢。可是这还不是最重要的。而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的前校长高锟，刚拿了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难道不是很威风吗？但坦白讲，当年我念书的时候可不以为他有这么厉害；相反地，我们一帮学生甚至认为他只不过是个糟老头罢了。我的一个同学是那时学生报的编辑，赶在高锟退休之前，在报上发了一篇文章，总结他的政绩，标题里有一句“八年校长一事无成”，大家看了都拍手叫好。
      不只如此，当时高锟还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请，出任“港事顾问”，替将来的回归大业出谋献策。很多同学都被他的举动激怒了，认为这是学术向政治献媚的表现。于是在一次大型集会上面（好像是毕业典礼），学生会发难了，他们在底下站起来，指着台上的校长大叫：“高锟可耻！”而高锟则憨憨地笑，谁也不知道他在笑什么。
      后来，一帮更激进的同学主张打倒行之有年的“迎新营”，他们觉得那是洗脑工程，拼命向新生灌输以母校为荣的自豪感，其实是种无可救药的集体主义，很要不得。就在高锟对新生发表欢迎演讲的那一天，他们冲上去围住了他，塞给他一个套上了避孕套的中大学生玩偶，意思是学生全给校方蒙成了呆头。现场一片哗然，高锟却独自低首，饶有兴味地检视那个玩偶。
     后来我们才在报纸上看清楚他的回应。当时有记者跑去追问正要离开的校长：“校长！你会惩罚这些学生吗？”高锟马上停下来，回头很不解地反问那个记者：“惩罚？我为什么要罚我的学生？”毕业之后，我才从当年干过学生会和学生报的老同学那里得知，原来高锟每年都会亲笔写信给他们，感谢他们的工作。不只如此，他怕这些热心搞事的学生，忙得没机会和大家一样去打暑期工，所以每年都会自掏腰包，私下捐给这两个组织各两万港币的补助金，请他们自行分配给家境比较困难的同学。我那位臭骂他“一事无成”的同门，正是当年的获益者之一。今天他已经回到母校任教了，在电话里他笑呵呵地告诉我：“我们就年年拿钱年年骂，他就年年挨骂年年给。”
     上个月，我们中大人戏称为“殖民地大学”的香港大学也出了条新闻，他们把名誉院士的荣衔颁给了宿舍“大学堂”的老校工“三嫂”袁苏妹，因为“她以自己的生命，影响了大学住宿生的生命”。这位连字都不识的82岁的老太太，不只把学生们的肚皮照顾得无微不至，还不时要充当他们的爱情顾问，在他们人生路上遇到困难的时候，以自己的岁月浇灌他们茫然的青茅，所以一向有“大学堂三宝”之一的称号。那一天，“三嫂”戴着神气的院士圆帽，穿上红黑相间的学袍，是一众重量级学者之间最灿烂的巨星。她一上台，底下的老校友就站起来大声呐喊，掌声雷动；不管他们的头发是黑是白，不管他们现在是高官议员还是富商名流，他们都是她的孩子。
     我和高锟可就从来没这么亲近过了。八年里头，我只当面对他说过一句话。那一天我们几个同学从图书馆出来，正好见到他走在前面，马上揉搓成了一团纸朝他丢过去。他一回头，我就指着另一个同学笑着大喊：“校长，你看他居然乱丢垃圾！”总是笑得有点傻的校长一如以往，顿了一顿才反应过来，慢吞吞地说：“这就不太好了。”我们立即笑作一团，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远去。
    前一阵子，香港政务司司长唐英年跑到中大演讲“领导的艺术”，居然大谈什么“包容是领导最重要的美德”，我听了忍不住摇头轻叹：“你来我们这里讲包容？”
    去年开始，高锟得了老年痴呆症，最近记性有点衰退了。这也不是不好的，因为我希望他忘记当年我们的恶作剧，忘记我们侮辱他的种种言行。但我又是多么多么地盼望他，我们的老校长，能够记住他刚刚得到的是诺贝尔奖，记住他提出光纤构想时的喜悦，记住他和夫人一起拖着手在校园内散步的岁月，记住我们毕业之后，偶尔在街上碰见他，笑着对他鞠躬请安“校长好”时的衷诚敬意。
http://www.infzm.com/content/35900

     生命，怀其缺，待他补。漫长人生中，我们相遇相识，交换际遇，无意中完满了别人生活中哪怕是最微小的部分。这份完满，其实不仅与爱情、亲情、友情有关。一个城市地图中星星点点的人影交汇，总能予我某种莫名的感动。我尝试从陌生人的面孔中找到一份熟悉，尝试从一触即散的眼神相聚中找到一份温存。或许等到以后的某一天，在我即将离开之时，我也可以轻叹一句“曾几何时，我也是得以完满你的微风吧？”带着一份柔和而无形的爱存于世上，对遇见的每一个人心怀感恩，同时也张开双手热烈地拥抱我们所爱的生活，难道不是吗？记得有一部英国电影叫Happy-go-lucky（无忧无虑），总是嘻嘻哈哈的女主角在一个人人皆冷漠的社会中有点另类，她乐观爱笑、神经大条，总能从无趣的生活中发现点别人未能理解的乐子。她的单纯让人敬畏。

    不过是起于微萍之末的所见所闻，却能激起如苍穹之阔的所感。那份无意而至的感怀，活生生地夺走了我那一刻所有的知觉，弥漫脑海的是或悲切或忧伤或喜乐或无奈的填充。华兹华斯说，最微小的花朵对于我，能激起非泪水所能表现的深思。是的，我的内心有咆哮的猛虎，也有暗自馨芳的蔷薇。

生命 可能是
无法以自身之力成功的完满
而被创造出来的
好比花
就算将雌蕊与雄蕊聚集
也不足够
仍需昆虫与微风的造访
连系起雌蕊与雄蕊的关系
　　
生命本质上
便怀有重要的匮缺
并因他者的存在而完满
　　
世界　或许是
所有他者的总合
然而
我们彼此
对于自身这份重要的匮缺
毫无自觉
也未曾被告知
原来　我们是这般被播散的种子
总是冷淡的距离
然而有时
再难忍却也能维持住的关系
就这样
世界被巧妙的构筑了
何故?
　　
花盛开着
近身一看
便发现像马蝇这样他者的存在
在光线的缠绕中飞舞着
　　
曾几何时 我也 成为谁的马蝇吧？
　　
曾几何时 你也是 得以完满我的那微风吧？

 「空気人形」O.S.T的封面

       真正感动我的不是《岛歌》，而是《便宜的幸福》。“你好吗？寄给你的照片看了吗？谢谢你总是说我长的比别人漂亮，唱一个却却淡淡，小镇的姑娘变了样，有勇气走过那段孤单的时光。”汤旭的音乐，让我想起了王筝、张悬、曹方这些女唱作人，她们以瘦小的身躯背起吉他，走遍角落，凭借一把轻柔自然而略带倔强的嗓音，吟唱出每一点每一滴值得她们去感悟与经历的生活。我喜欢汤旭音乐里细腻真诚却并不绵软的思考，没有无病呻吟，没有矫揉造作。真正的创作不为四处流淌的廉价眼泪所动，而是忠于内心的表达。

蔡淳佳             新专辑《回到最初》

       尽管我一直都对翻唱歌曲秉持着拒斥与挑剔的态度，但蔡淳佳对中孝介的重新演绎却让我感动不已。有人这样评价蔡淳佳，说她虽然常常会翻唱别人的作品，但每次都能唱出自己的特点。《隐形记忆》中不经意的浅唱，藏着纯熟细腻的声音处理与纤柔丰沛的情感表达。如果说中孝介拥有一把“地表最温柔的声音”，那么淳佳可以毫不谦虚地接受“女版中孝介”的美誉。蔡淳佳身上散发的淡然、坚执、真诚与眼下充斥的浮躁、复杂、流变如此格格不入，她身上的气质是属于“过去”的，不摩登不华丽，甚至有点过时，却恰恰是那种对过去纯真年代的追缅与共鸣予人以安定感，让人不禁心生怜之护之的冲动。你一曲一曲地反复聆听，难免会觉得单调，她的作品没有多种风格的混杂，编曲也不复杂，即便如此，音乐中弥散的画面感那么丰盈，每一首都舒服、简单而纯真地没有杂质，熨帖人心，充满弹性的声音挟着治愈的力量，与你缓缓诉起那些逝去的故事。

蔡健雅       新专辑《若你碰到他》

   喜欢她，似乎是出于一种惯性。你可以很放心地听她去诉说那些依然萦绕着不舍的感情经历，你知道总有那么一刻她可以契合你的悲喜。虽然唱尽都市情感，但Tanya本身的嗓音却没有太多的吸引力，她的歌词也不算细腻，但也许正是这些朴素的不完美，她的浅唱低吟才变得自然可信。这次新专辑她驾驭的都是其熟悉的题材与曲风，而Tanya的空窗状态也让她有了更多体悟、反思与梦呓。也许，最好的创作状态正是摇曳于伤感与甜蜜之间的患得患失。那种让人回味却扑朔迷离的暧昧，即使终于成空也不言后悔。顺便说一句，她为陈奕迅新专辑写的《多少》可以说是那张专辑里较为出彩的一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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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ogen Heap  新专辑Ellipse—— 流行电子，曾经的一首“Hide and Seek”让我大叹惊艳，被誉为“气音女皇”。

Just Jack 新专辑All Night Cinema——才华横溢的唱作者，风格多样，那首俏皮的“The Day I died”是我的最爱。

Kings of Convenience 新专辑Declaration of Dependence——清新民谣，这可是一张让歌迷等了五年的专辑啊，他们的音乐还是一如既往地能让人闻得到海风，不失水准。

吴淡如最近有篇博文，《只怪自己不会耍手段》，里面瑞君和志民的故事简直就像小翅膀的升级版，第三者琼瑛“只能算是中等美女，身材又很娇小”，瑞君认为志民不会喜欢这种型，所以一直很放心，没想到最后她成了最后知道他们结婚的那个。在文章的结尾，吴淡如写下这样一句话“女人常以为，感情已久，相知甚深，所以太有自信。又常认为对手太弱，比不上自己，不值一顾。其实，最会歌功颂德、卑躬屈膝、又不屈不挠的新对手，才是最可畏的狠角色。”其实光看她的题目，“耍手段”这三个字就已经昭示了她的倾向——琼瑛是个坏女人。吴淡如以一个典型的女性视角去同情瑞君，如果说瑞君有错，那么她错就错在对感情太自信，不会耍手段。

但我却不以为然。

对感情自信并没有错，错的是一方以“我信任他/她”为理由而漠视了对方的需求，从而给了竞争者以趁虚而入的机会。而对于女生来说，她们常常以为自己天性脆弱更需要被照顾而忘了其实男生也有相应的需求。有时看到另一个同性没有自己漂亮，女生就会在心底嘀咕，“我男朋友肯定不会喜欢她，我比她好多了”。这种自信，针对的只是自己，而不是感情本身。修饰好自己并不是修饰好感情的全部，自信是建立在两个人的坦诚与理解上的。在失败的感情里，很多时候都没有绝对的错与对。

而且，琼瑛不应该为这段感情背上十字架。我们能将所有不是都推到她身上吗？她是不是就不应该有主动追求幸福的权利？说到底，她不过是个触媒，是个导火索。没有她，感情的败笔也早已埋下。一味责怪琼瑛这样的女孩，是不能够拯救我们自己。即使“感情需要经营”是真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两个人的故事里有太多的不可预料，细心经营也未必能等到善终。有些不可预料灼烧了一段情感，落下两败俱伤的残局，有些不可预料却暗自隐没下去，过后提起付之淡然一笑。所以，那些能够走到最后的，并不是必然。

梁静茹有一首歌叫《第三者》，歌词这样写道：“Hey女孩你听着/所有爱情都有竞争者/我不妒忌你们快乐/虽然我人生因此有曲折/他还是不错的/我们的选择不是巧合/你用青春大胆假设/我去将失去活成一种获得。”我一直觉得，很难有女性写下这样的感悟。果然，作词者是李宗盛。爱之深，痛之切，有多少女人能够在经历了这种失望之后还活得如此宽宏洒脱，不纠结不哀怨，轻易抛却一切执念？

可惜我们都不是圣人，我们的痛与恨都那么结实、沉重。尽管如此，在痛过恨过之后，我们还是需要掸尘、爬起、前行。所以，我想把李宗盛的一句词送给小翅膀——将失去活成一种获得。

最近身边几个朋友的感情生活出现了波折，曾经的令人艳羡变成了如今的令人惋惜。在这些业已告一段落的故事里， 其中有部分情节应验了一句经典的话——“有时候女人需要一个男人，就像逃机者需要降落伞， 如果此时此刻他不在，那么以后他也不必在了。”你当时的心情应该就是这样吧，需要他但他却不在，他的理由听得让你颇为心痛，“平时都是我让着你，这次你也应该替我想一想吧”，难怪你会有意无意地对他说出那两个绝望的字。

其实我当时很想对你说的是：你把自己的依赖交托给别人的那一刹那，也就注定面临失去完整的自己的危险。这个世界上，惟一可能无时无刻都安置好你的依赖的，只有父母。失去了完整的自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很多时候你都需要别人去定义你的幸福。你伤心的时候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他，他无法满足你时你的世界就濒临崩塌。你已经无法取悦自己，无法寻回自己让自己幸福的力量。对于具有依赖性格的你来说，尤其如是。我觉得，一个人怕就怕的是再也听不见他内心的声音。不知道自己要的究竟是什么，得到替代品之后才突然发现噬脐莫及。有人说爱情是非理智的，但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两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因为相互吸引走到一起，而要走得长久，凭的是什么？不要迷失在“他对你的好是理所当然”这样的幻觉里，爱情是需要回馈与平衡的。

     我能如此安然自若地劝你，不是因为我能把持地多好，不是因为我的理性总能战胜情感，而是因为，我作为你的朋友，我真诚地希望你能幸福。希望你们能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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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写《午夜巴塞罗那》的观后感中提到，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在寻找一个能够挖掘你潜能，欣赏你内在独特性的人，但往往最后都只能找到表面看似很好、值得你去托付一生却未必理解你内心欲望的那个。这多少是一种晕染了小资情调的感情观——我们需要的是soul mate，而不只是mate甚至maid。我身边不乏“寂寞派”（因为寂寞而找爱情填补空虚），也不乏“实务派”（觉得找一个“经济适用男”才是王道），还有“公主派”（喜欢将对方冠之以“命中注定”的前缀），她们各有各自的坚持或不坚持，对于她们的自由选择我自然没有评论的资格。至于我，我着实不想成为以上任何一派，即使我感觉到了嘲笑的目光。

罗兰巴特说，爱情是因为被谈论而存在的。所以现实中的很多情况是，旁人的声音很大，大到淹没了自己的思考。我们在被商家、被社会价值渲染的环境里被逼迫着去羞耻、寂寞、选择、从众。我曾经说过，女生应该用30岁的思想去武装20岁的身体。我们都是坚强与懦弱的集合体，但有些女孩子愿意消费自己的懦弱与愚蠢来迎合不少男性“温柔娇弱”的审美取向。而在个性泛滥甚至贬值的时代里，还有另一些女孩子剑走偏锋，自信膨胀到以为感情不需要任何裁剪。过分自我或过分自抑都是极端的不理性，两者都假想感情是“一个人”的——前者偏执地捧着完整的自尊与有棱角的个性，不愿意让渡出自己的一分一毫，因为他们觉得感情是关于“我”的；而后者却将爱情当成了主从的权力关系，卑微地演着“为至爱在所不惜”的戏码，却不知不觉地把自我丢在角落，因为他们觉得感情是关于“对方”的。我们要做的，是为一个真正值得你去改变的人改变。我们不仅要带着底线，还要带着自己的坚持与追求，去完成两个人的交换。

Who can see the beauty underneath？这句没有任何指涉的问题，或许有点幼稚，但值得每一个聪明的女孩子一直问下去。

目前，大约有1.63亿65岁以下的美国人通过雇佣关系获得医疗保险，还有近1800万人自行在市场上购买医疗保险。此外，享受政府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的优惠医疗保险“Medicare”的人有4400万，还有近6100万贫困人口享受名为“Medicaid”的优惠保险。约占总人口15%的4600万人是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这些人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经济条件而不具备购买医保的能力，或是因为既存的健康状况，使私人保险公司不愿为之提供。

之所以说全民医改是对美国价值传统的叛离，因为它背后贴着“大政府”“侵损个体选择自由”“社会主义”等标签。话说当年共和党总统罗斯福首次在国会提出实行由政府筹资的全民健康保险，竟被一个来自美国医疗协会的议员指责为抄袭《共产党宣言》。50年后，这种对社会主义的恐惧虽然会时不时冒出来搅动美国人的心，但纯粹意识形态上的反对已经式微。

欧洲和美国在社会取向上的殊异是导致大西洋两岸福利制度不同的背景变量。就像阿玛蒂亚·森所说，美国的社会伦理似乎认为可以给贫困者提供很少的帮助，但它也认为欧洲那样普遍存在的两位数的失业率简直是不能容忍的，但欧洲却始终泰然地接受着失业和失业的增长。两者对于社会责任和个人责任有迥然不同的取向，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的认知以及政治承诺也因此有所差异。从广义的社会福利来讲，美国在高等教育上做得最好，在公共卫生上最得最差。教育与健康同为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而且有些研究甚至指出公共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比教育支出更大。即使如此，美国的纳税人可以接受政府拨出巨款去发展高等教育，却没办法容忍政府让所有人都有一定的医疗保障。

还有一种恐惧是对政府的怀疑。奥巴马8月16日刊登在《纽约时报》的文章《我们为什么需要医疗改革》如此动听：“首先，如果你现在没有医保，你可以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份高质量、可承受的保险，无论你搬家、换工作或是失业，这份保险都将伴随着你… 第二，改革最终将使高昂的医疗费用得到控制，这意味着家庭、企业和政府都能从真正意义上节省开支…第三，通过提高老年医疗保险制度的效率，我们可以确保更多的税金直接用于照顾老年人，而不是充实保险公司的腰包…最后，改革将会为每一位美国公民提供一些基本的消费者保护措施，这些措施最终将使保险公司担负起责任。”奥巴马试图解决负担过重和覆盖不充分的问题，但是政府的过分管制却抑压了自由市场机制的空间。虽然奥巴马承诺公立医疗体系最终会降低医疗费用，但是美国人天然地不信任——政府的全面介入只会让事情更糟，而非更加便宜。政府只会带来庞大的官僚机构和人员，造成效率低下，成本增加，市场才是最好的调节机制。但是，让市场自行决断只会使其趋利的倾向愈加明显，这半个世纪的市场力量如今发展成难以控制的利益团体，顽固地抗拒着政府的改革。人们需要选择的自由，但也需要平等的健康权利。在自由与平等这两种普世价值面前，不存在绝对的平衡。就像政治学家伯林所言，人们赖以生存的某些最终的价值，不光在实践上而且在原则上，在概念上都是不可兼得的，或者说不可彼此结合的。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简单的取舍，而应该通过充分的论衡，让各方的意见都能在博弈场上被充分倾听。而美国人的“麻烦”也就在于此。

美国经济学家彼得·林德特说，“我们造出了一种想象的福利国家来加以攻击，但实际上它是不存在的。”你可以说这是美国人的偏执，但恰是这种偏执在造成了低效的同时，也降低了政策真正施行的风险。政府的善意得不到民众的认可，那是因为民众很清楚，这种善意并不会必然带来“公共的善”（public good）。人为设计的政策都多少会造成无意识的后果，无意识的好结果或无意识的坏结果。如果这种坏结果已经超出了政府最初的善意，买单的只能是纳税人本身。这么说，政府的善意是不值一提的，美国人并不习惯对“施舍”感恩戴德。

面对未来的那股未知力量，我不会悲观。站在此刻的路口，我突然发现很多关于认识自己的问题都汹涌地扑面而来。我最想要的是什么？我应该选择的是什么？为什么我要这个而不要那个？我需要的生活是怎样的？为了迎合别人、在别人眼光下顺流的生活何时才能到头？听起来大而空的问题，我以前没有预料到它们也会开始成为我的困扰。如果我一直留在校园，这种思考可能就会被平静的脉动所隐没。一个朋友曾经语重心长地说，不出十年你就会改变，你的激情就会被烧成灰烬。从人生观，对他人的看法，到对工作与感情的认识，皆如此。真的吗？我的自我质问从未断过。很多时候，我都在与社会、他人强加给你的意识形态抗争。他们觉得你会这样，但你天然地觉得他们是错的，你内心深处慢慢滋生出愈加铁定的坚信，成为你在逆潮中的金钟罩。即使某一天我真的不自觉地被改变了，我也没有后悔。因为毕竟我努力过，我见过我的理想，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那份淡淡的失望或许正是源于切身感受到的浮躁。现在书籍腰封的夸张宣传已经不再具备任何让人信服的力量，某某名人的诚意推荐以及所谓“有史以来最好”的空洞而毫无新意的马屁倒尽胃口。耸动或不知所言的书名也俯拾即是，一本名为《裸妆历史》的书竟是讲述历代改革人物的。李敖曾经提到自己的一件趣事，解严时期出版商将他作品封面设计成着衣较少的美女，在夜市的书摊上丢于黄书堆里卖，不少人看到封面那么“清凉”就买下了，不料拿回去一翻大呼上当。所以他说，他的不少读者都是色鬼，而这些又都称不上是他的真正读者。现在的图书出版自然也懂得利用障眼法去魅惑读者。其实选书与选对象何其相似？都是追求实在与情趣的平衡罢了。那些夸夸其谈，内在空空如也的人只能将所有全盘砝码压在虚无的外表上，只有外在干净素雅而内涵完整丰富的人才经得起时间检验。但在“酒香就怕巷子深”的时代里，外表自然成了抢夺眼球的重点。书籍装祯虽为一种独立的艺术，但那些内容与外在严重不对等、且有以浮夸设计掩盖内在空虚之嫌的书籍还是很快被淹没。我还是喜欢商务的那套学术经典丛书，简单的素面，各种颜色的书脊，看起来非常清爽。我买过看过一些外文书，封面色彩灿烂，环保纸张拿起来特别轻巧，大多设计成单手可拿的口袋书，即使畅销书也不过小小一本，干干净净。只是过了较长一段时间后书页即开始泛黄，你在摩挲与闻嗅中能够品玩到时间的悄然消逝。还有贵得离谱的书价让我望而却步，齐美尔的一本《货币哲学》被生生地拆成三册出售，虽然编排细密还配上了中英文对照，但一套价格竟然高达168元。普通的书动辄上三四十元已成常事，一份作品再版后更是身价倍升，不复当年。虽装祯更加精美，然则对于我们这些纯粹为了吮吸思想的人来说，实在奢侈。如今百货商场式的书店宽敞明亮，带给读者的无疑是一种愉悦的享受，这种惬意轻易地置换了曾经在艰辛与纯粹中获得的乐趣，总觉得有些怅然若失。我们不再需要侧身经过堆满厚书的过道，借着幽暗的灯光，伴着摇头扇呼呼的声响，在炎热的夏日里蹲着翻着辛苦淘书。在过去，获得一本书的经历溶解成这本书价值的一部分，你珍惜的回望的想起的种种回忆都是如此可贵。但话说回来，这种失落其实还不算什么，那不过是怀旧心理的作祟，让我感慨的还有新旧更替的无情。上架的都是这几年新近出炉的新书，卖不出去的旧书就这样被撤架轮换。它们时刻提醒着你这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着的同时也是浮躁的极易过期的社会，我们没有停顿地不断赶往下一个选择，就这样匆匆地赶啊赶，享受着保质期极短的生活，永垂不朽凝成了不可能的童话。学校西门的文津阁是一个旧书店，平时基本没什么人光顾，没有空调也没有漂亮的书架，空气里仿佛飘着历史的尘埃，让人觉得它的幸存那么难得。

可惜我错过了那个躲在被窝里读禁书的年代，也就无从体会那一辈人对书籍无以复加的珍惜。读书的快感来得太过轻易，以至于快感变成了钝感。我无意犬儒，无意指摘我难以逃脱的这个商业化浪潮，但我相信世界上始终会有那么一群追求纯粹坚持理想的人。如果有一天我开一间书店，我真希望能尽绵薄之力去保护这样的理想，哪怕背着徒有傻劲、不切实际的骂声，也不惜做一个彻彻底底的逆潮儿。

在央视的镜头下，我们看到多国记者侃侃赞扬中国政府的开放与诚意，我相信他们都是真心的，而非矫饰。在这一令人欣慰的进步背后，担忧与反思并不等同于刻意挑刺。要确保从“无所作为”到“有所作为”，再从“有所作为”到“积极作为”之间的跃进不是昙花一现，我们就必须对赞扬之外的声音保持警惕。首先，内外待遇有别依然明显。在这次事件中，虽然中国政府对外媒开放，但内地媒体大多收到禁令。因此我们看到，中国政府这次在处理三种媒体的方式上截然不同：中央官媒——鼓励，让其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外媒——宽容，给其一点甜头，刷新大国形象；地方媒体——严控，统一报道口径，无疑令一些充满新闻热情的记者颇感失望。尽管中国这次巧妙地掌握了危机处理中的“第一落点”，但也有媒体感叹，为什么这次事件开放采访，但中外媒体报道依然有落差呢？诚然，在国外一些媒体报道中，新闻事实在加工剪裁后带有很强的偏向性，字里行间涌动着“中方实行民族压迫，当地人民和平游行遭镇压”的暗流。这确实有些令人恼火，但我认为这种差异恰恰是不可多得的，它不是问题，而是机遇，一个让有智识有判断力的外国人清醒看到西方媒体固有偏见与意识形态预设的机遇。而且，目的确实达到了——面对《纽约时报》的报道，有网友责问“为什么没有死者以及骚乱导致的财产损失的报道？难道生命不重要吗？你有家庭、兄弟和姐妹吗？如果你的妻子或者丈夫被杀害，你还能说这是‘和平示威’吗？”长久以来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框架又怎会在一朝一夕间就被击碎？显然，这依靠的绝非仅仅是外交宣传上的努力。

危机攻克中的政府公关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除了内外有别之外，未能充分调用各种传播渠道，特别是新媒体的运用，也是另一个不足。无可否认，现在很多政府官员对于网络媒体的作用仍然认识得不够全面。在一些极端侵损了群众利益的事件上，网络更容易地产生轰动效果与实际回应。“想上访，标题党”成为一些有着强烈利益诉求的群众的发帖策略，而这也折射出我国民众表达渠道局限。与群众发布信息的“轰动”相对应的是领导对网络民意的“做秀式”关注或者对“公共民意幻象”的极度不信任。Twitter、饭否等微博客的兴起对于政府的信息管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微博客（Micro-blogging）是一种允许用户及时更新简短文本（通常少于200字）并可以公开发布的博客形式，它允许任何人阅读或者只能由用户选择的群组阅读。随着发展，这些讯息可以被很多方式传送，包括短信、即时讯息软件、电子邮件、MP3或网页，甚至也可以发布多媒体，如图片或影音剪辑和出版。它传播方式的简单、开放与迅速让GFW非常头痛。前段时间伊朗大选中Twitter就火了一把，它甚至得到美国国务院的关注，被建议推迟技术升级，让伊朗人民继续用Twitter相互联系，奥巴马总统精明正表现在他对技术力量的了解与重视上。月初，饭否暂时被封，让不少网友浮想联翩。我国的政府官员有很强烈的“正统崇拜”，他们信任新闻联播、新华社、人民日报而非市场类媒体，他们信任纸媒而非新媒体，这种崇拜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确实无可厚非，但也足以看出他们的保守。伍皓在网络媒体上跟网民沟通，以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迅速、公开、真实地向社会公开信息，与过去拖延、堵塞、观望、屏蔽、不予理会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他的姿态注定了他是“有种的”、思维活泛新式的，同时也是官场异类。喧嚣过后，他以沉默的退出而终场，并总结出一句“官民沟通的新路还是很艰难”，虽是意料之中，还是不禁让人感叹。

现在说这一步迈得有多成功还为时过早，但我们也不能就此抹杀在这次新疆事件中政府的大胆尝试。只是我觉得，这一尝试尚未完全打破旧思维的陶瓮，面子上与实质上的差距还是那般令人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