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7·5事件中官方的开放态度着实让人眼前一亮。我在总结去年3·14西藏骚乱的政府公关中提到三点经验总结:媒体信息公开,展现开放自由的大国风范;学会嵌入西方主流话语体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做给自己人看,到做给全世界看。在一年半后的一场同样关乎民族问题的事件中,政府迅速抢占话语高地,邀请世界媒体亲临现场,紧握信息传播的主动权,其处理危机的公关手腕让人看到了“吃一堑,长一智”的痕迹。

    在央视的镜头下,我们看到多国记者侃侃赞扬中国政府的开放与诚意,我相信他们都是真心的,而非矫饰。在这一令人欣慰的进步背后,担忧与反思并不等同于刻意挑刺。要确保从“无所作为”到“有所作为”,再从“有所作为”到“积极作为”之间的跃进不是昙花一现,我们就必须对赞扬之外的声音保持警惕。首先,内外待遇有别依然明显。在这次事件中,虽然中国政府对外媒开放,但内地媒体大多收到禁令。因此我们看到,中国政府这次在处理三种媒体的方式上截然不同:中央官媒——鼓励,让其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外媒——宽容,给其一点甜头,刷新大国形象;地方媒体——严控,统一报道口径,无疑令一些充满新闻热情的记者颇感失望。尽管中国这次巧妙地掌握了危机处理中的“第一落点”,但也有媒体感叹,为什么这次事件开放采访,但中外媒体报道依然有落差呢?诚然,在国外一些媒体报道中,新闻事实在加工剪裁后带有很强的偏向性,字里行间涌动着“中方实行民族压迫,当地人民和平游行遭镇压”的暗流。这确实有些令人恼火,但我认为这种差异恰恰是不可多得的,它不是问题,而是机遇,一个让有智识有判断力的外国人清醒看到西方媒体固有偏见与意识形态预设的机遇。而且,目的确实达到了——面对《纽约时报》的报道,有网友责问“为什么没有死者以及骚乱导致的财产损失的报道?难道生命不重要吗?你有家庭、兄弟和姐妹吗?如果你的妻子或者丈夫被杀害,你还能说这是‘和平示威’吗?”长久以来西方对中国的认识框架又怎会在一朝一夕间就被击碎?显然,这依靠的绝非仅仅是外交宣传上的努力。

    危机攻克中的政府公关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除了内外有别之外,未能充分调用各种传播渠道,特别是新媒体的运用,也是另一个不足。无可否认,现在很多政府官员对于网络媒体的作用仍然认识得不够全面。在一些极端侵损了群众利益的事件上,网络更容易地产生轰动效果与实际回应。“想上访,标题党”成为一些有着强烈利益诉求的群众的发帖策略,而这也折射出我国民众表达渠道局限。与群众发布信息的“轰动”相对应的是领导对网络民意的“做秀式”关注或者对“公共民意幻象”的极度不信任。Twitter、饭否等微博客的兴起对于政府的信息管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微博客(Micro-blogging)是一种允许用户及时更新简短文本(通常少于200字)并可以公开发布的博客形式,它允许任何人阅读或者只能由用户选择的群组阅读。随着发展,这些讯息可以被很多方式传送,包括短信、即时讯息软件、电子邮件、MP3或网页,甚至也可以发布多媒体,如图片或影音剪辑和出版。它传播方式的简单、开放与迅速让GFW非常头痛。前段时间伊朗大选中Twitter就火了一把,它甚至得到美国国务院的关注,被建议推迟技术升级,让伊朗人民继续用Twitter相互联系,奥巴马总统精明正表现在他对技术力量的了解与重视上。月初,饭否暂时被封,让不少网友浮想联翩。我国的政府官员有很强烈的“正统崇拜”,他们信任新闻联播、新华社、人民日报而非市场类媒体,他们信任纸媒而非新媒体,这种崇拜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确实无可厚非,但也足以看出他们的保守。伍皓在网络媒体上跟网民沟通,以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迅速、公开、真实地向社会公开信息,与过去拖延、堵塞、观望、屏蔽、不予理会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他的姿态注定了他是“有种的”、思维活泛新式的,同时也是官场异类。喧嚣过后,他以沉默的退出而终场,并总结出一句“官民沟通的新路还是很艰难”,虽是意料之中,还是不禁让人感叹。

    现在说这一步迈得有多成功还为时过早,但我们也不能就此抹杀在这次新疆事件中政府的大胆尝试。只是我觉得,这一尝试尚未完全打破旧思维的陶瓮,面子上与实质上的差距还是那般令人不满足。